韩国在2017年9月29日决定也禁止ICO。
从这个意义上说，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可资运用的法的一般理论。法概念的外延，在我国表现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法规范性文件，在英美法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除宪法、制定法之外还有判例法（英美法国家判例的相对地位高于大陆法系国家）。
恰恰相反，这样做是为了给秦文论及的其他权力留下能够更合适地容身和得到关注、研究的逻辑空间。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否则没有意义甚至有害。（二）法权说认定的其他较重要范畴 较重要范畴主要表现为以下基本范畴的次级范畴：（1）权利的次级范畴，如人身权利和自由、财产权利、政治权利、社会的权利，个人特权、个人豁免，对世权、对人权，实体性权利、程序性权利，等等。（三）法权说的基础性命题 总体来看，法权说的基础性命题是在20与21世纪之交的那几年通过发表系列论文提出和证明的，下面予以简要概括：[11] 1.法是剩余产品出现，权力从原始的权利权力混沌状态中率先分离出来后的产物，法、权利和剩余权的产生都晚于权力。基于这种标准看问题，法学基础理论核心的内容是确认、研究最基本的现象本身，其次是它们的相互关系（如果最基本现象在一个以上的话），再其次是研究数量略多的基本的法现象及其相互关系。
法权说指以法权概念为中心形成的法的一般理论，法权中心说是其中的一部分。（3）权利内部的平衡，包括主体法律地位平等但占有权利的体量差别巨大的个人之间的权利平衡，以及同一个主体享有的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52]在数学上可以证明，OP曲线在B点的切线斜率为1，任何对B点的偏离都会导致基本善总和的减少。
在这里，以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为前提，上述原则的优先顺序是作为宪法必要条件的第一原则以及机会平等原则、差别原则——差别原则的排序在最后。一方面，宾默尔认为豪尔绍尼所采用的分析框架（基于贝叶斯决策理论）比罗尔斯的最大最小规则更加严谨。把适用最大最小规则的条件反过来看，[83]就是不能适用最大最小规则情况，大致分为如下三种。[36] 3、正义焦点：差别原则和财富分配 众所周知，罗尔斯理论的主旨是论述正义的两个原则，即平等的自由原则与关于应对结果不平等的例外性原则。
1、前提条件：理性的建构与合理的选择实践 罗尔斯的思想渊源，主要是穆勒式自由和宽容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接纳的康德式构建主义。第二个批评的意见与前一个批评的OP曲线刚好相反，认为OP曲线到达最高点后下落的速度将会非常缓慢，形如图中O—D2—P2的曲线。
后者又细分为两种设定条件限制的原则：（1）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2）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图1（右）展示了一种未通过反思均衡的情况。不难发现，差别原则在OP曲线上所对应的D点引导社会达到OP曲线上的最高点，达到最高的平等—正义线。从平等中可以演绎出自由，却不能从自由演绎出平等。
[42]用福利经济学的话说，它不是帕累托最优。丁世飞等：《支持向量机理论与算法研究综述》，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2—第10页。[62] 在《正义论》中，互惠性概念只是作为差别原则的一个优点被提及，并未被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一简化后的模型仍然捕捉到了分配正义中的主要问题，同时避免了陷入过于复杂的数学证明。
第二种比较是用带有最大最小保障的平均效用原则（有限的平均效用原则）与正义两原则来比较。[26]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81-183. [27] 参阅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特别是67-129页。
这种僵局显然是更有利群体和更不利群体都想竭力避免的情况，否则双方各自的收入和财富都会被减损。在原初状态下，通过最大最小规则的应用可以发现支持正义两原则的论据或者选择正义原则时应该考虑的论点，但却未必能使正义两原则正当化。
所以，B点代表着一种关于社会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累加式功利计算。为此还有必要再深入探讨一下公共理性观念，并考察罗尔斯遇到的理论障碍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侧面分别对应于公域与私域、公法与私法。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原初状态构成了与我们的直观的道德判断相对应的一种完全形式化的公理体系。在《正义新论》中，他专门列举了两条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理想状态的演绎推理式是难以达到的。豪尔绍尼曾以此为根据批评罗尔斯并且赞成平均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一方面，他认为考虑到原初状态非常特别、极端特殊的状况，最大最小规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启发式经验法。我们知道社会契约式的论证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从确信推论出正义。
但是，LAG不会受这种风险的影响，考虑10%的失败概率后，如果LAG坚持此前的方案，其预期收益为4 - 0.1*4 = 3.6，仍比新方案中的3更高。当人们认为平均效用原则不包含互惠性时，其实是把互惠性与相互利益大致等同起来了。
4、OP分配曲线的分析框架 尽管OP曲线只是用于辅助分析而非一种形式化的论证工具，但它对于理解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特别是根据差别原则进行分配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意义。[53]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 66. [54]《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前引）69-73页。
换句话说，从实现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差别原则也许可以成为每个公民的行为指针，但却未必能成为立法指针。无论如何，罗尔斯旨在用上述信念或者推论衍生出一种恰当的分配原则，据此调整公民之间的不平等。[59]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p. 192-197. [60]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 61. [61] 参见《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前引）第194—195页。而采用差别原则所规定的分配方式，富人和穷人的命运都会得到改善，这既是帕累托最优，也是公平的，因此是最佳的正义安排。
季卫东：《中国式法律议论与相互承认的原理》，载《法学家》2018年第6期1-15页。7、结束语 如果我们从差别原则这个特别的视角来考察罗尔斯关于社会正义的理论构成，特别是分析《正义新论》对《正义论》所做的一些重要修改补充，就会发现在正义原则的价值序列上排在第三位的差别原则其实是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关键。
尽管如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引入OP曲线、博弈规则等工具性分析框架，使得正义理论这类抽象的哲学思考有可能借用经济学等的数理方法进行更具体、更实证的分析，其结果势必加强理性决策理论的作用。[23] 一般认为，无知之幕是对公民在不清楚自己所属阶层的状况下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正义原则的思维方式的一种概括，以此作为实验的条件设定。
另一个是在拒绝功利主义的前提下，对整体良好的社会进行理性选择时应该聚焦处于最不利位置的群体。晚年的罗尔斯认为，对正义两原则进行正当化处理的根本基础是互惠性。
2. 在一个与人人自由的诉求相类似的、实现恰当平等的关于基本自由的方案中，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3）公民还都具有正义感。换句话说，虽然有对各种自由的具体权利，但是并不存在某一种对自由的抽象权利。上述两个稳定性的实现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论证以及正义感的陶冶，为此必须把合理的道德心理学（reasonable moral psychology）也纳入正义论的视野之中。
不妨将图1中的点状符号理解为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中人们所持有的常识性判断，即不动点。但是罗尔斯采用了一种更加简单直接的回应方式，即O—D1—P1曲线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除了普遍的社会合作之外，诺齐克指出也可以有范围较狭的局部社会合作，比如MAG群体内部相互之间的合作。[64]在正义论（第一版），正义理论被视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一部分（a part of th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但罗尔斯在后期认为这一说法是一个错误。
在这里，如何判断最不利的阶层或群体、如何对不同阶层或群体进行比较、他们的人生期待收入如何确定等等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客观而精准的计算。[66]实际上，与带有最大最小保障的平均效用原则相比较，差别原则得以胜出的最大根据就在于互惠性的观念。
